本文摘要：摘要:中俄關系是清朝時期重要的雙邊關系。現實中兩國間的很多問題，都要從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兩國領土邊界奠定于清朝時期。受時代背景影響，包括領土邊界在內的政治外交問題歷來是清代中俄關系史研究的重點。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設新型的國家
摘要:中俄關系是清朝時期重要的雙邊關系�，F實中兩國間的很多問題，都要從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兩國領土邊界奠定于清朝時期。受時代背景影響，包括領土邊界在內的政治外交問題歷來是清代中俄關系史研究的重點。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設新型的國家關系，中俄關系史研究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中俄劃界問題的解決，出現了一批總結性的研究成果，有關政治外交的專題討論更加深入。
關鍵詞:清代;中俄關系;領土邊界;外交關系
中俄關系是清朝時期重要的雙邊關系。現實中兩國間的很多問題，都要從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兩國領土邊界奠定于清朝時期。受時代背景影響，包括領土邊界在內的政治外交問題歷來是清代中俄關系史研究的重點。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設新型的國家關系，中俄關系史研究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中俄劃界問題的解決，出現了一批總結性的研究成果，有關政治外交的專題討論更加深入。本文擬對近30年來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總結。
一、中俄東段邊界及相關問題研究
1991年蘇聯解體后，中俄邊界主要集中于東段地區，長約4200公里。2004年10月，兩國簽署《中俄關于兩國邊界東段的補充協定》，2005年完成換文，從而在法律上徹底解決了劃界問題。伴隨著中俄劃界的進行和解決，雙方都出現了一個討論邊界問題的小高潮。因現實中俄邊界主要集中于東段，這方面的成果明顯更為集中。
中俄東段邊界歷經幾次大的變化:第一次是中俄《尼布楚條約》劃界，兩國由無邊界到有邊界;第二次是《璦琿條約》簽訂后，額爾古納河一段變成東北地區西段中俄邊界;第三次是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之后，把烏蘇里江以東中俄“共管之地”變為俄國獨占，出現了東北地區東段中俄邊界，北起烏蘇里江口，南至圖們江口[1]4。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分了早期中俄東段邊界。因條約文本及后世文獻記載的差異，中外學界在條約的法律地位及其規定的界河、分界點，以及約后立碑情況等問題上存在諸多爭議，即使在一國學界內部，也有不同認識。近年來學界對滿文輿圖及檔案的解讀，為相關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重要論據。
1.清后期東北地區東段中俄邊界研究。
中俄《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簽訂之后，中俄東段邊界發生重大變革，形成西、北、東三段。其中東段中俄邊界，由于江河多變，界牌容易腐爛，故“界務糾紛之復雜，勘界次數之多，涉及范圍之廣，是東北地區西、北段邊界所少有的”。雙方間大的糾紛有黑瞎子島、“耶”字界牌，通江子、白棱河及興凱湖問題。中俄《北京條約》(《續增條約》)規定:“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逾興凱湖，直至白棱河口，自白棱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其西皆屬中國。”[2]
但無論是吉林省所藏地圖還是伊格納季耶夫來京時所進地圖都未標示白棱河。1861年中俄興凱湖會議勘界時，俄方代表強調“奎屯必拉迤北之分支小河”為白棱河，中方代表則認為“白棱河應在興凱湖西南，與伯珍河(即白珍河)及白志河部分尚屬符合”。劉家磊經過實地考察和考證認為，俄方強指奎屯必拉迤北的分支小河為白棱河，“是另行選擇將興凱湖邊界的西南改為西北走向的方案”，而中俄《北京條約》所載白棱河指的是興凱湖西南的缐河，也叫西顏(滿語“細”的意思)，因為根據《北京條約》及其附圖，“只有缐河，不僅河身在興凱湖西南，河口也在該湖的西南岸，而且在河口附近即伊利英卡西南有一西南走向的山嶺，與中俄《北京條約》的規定相符合，與其附圖所劃邊界線的西南走向一致”[1]122。
黑瞎子島是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沖積地，劉家磊認為，“在1860年簽訂中俄《北京條約》之前，整個黑龍江流域都是中國領土”，即使劃分中俄邊界的中俄《北京條約》也將黑瞎子島劃歸中國”[1]206，距黑瞎子島最近的“‘耶’字界牌原立于烏蘇里西岸黑瞎子島東北端的莫勒密或烏蘇里江口迤上三里左右的高阜上，后被俄人潛移私挪，至1886年換用石碑時已被移至通江子東口迤上五里左右的烏蘇鎮”[1]202-203。
1886年重勘吉林東界，吳大瀓只勘查自圖們江至白棱河口的邊界，并未勘查松阿察河至烏蘇里江口的邊界，而三姓副都統順林不諳地理，不知邊界莫勒密在何處，將“耶”字界牌換立在俄人潛移之處，即卡扎克維赤沃村對岸，通江子東口以上，即今烏蘇鎮東北。他指出，“不管‘耶’字界牌立在何處，它都標志著從烏蘇里江口開始以烏蘇里江為界，并非以界牌的所在地為界”[1]205。
呂一燃指出，“1861年雙方共同設立的‘耶’字界牌的位置在烏蘇里口以上三里許的高阜上，而不在烏蘇里口近岸的莫勒密”[3]211，原因是俄方代表提出“烏蘇里口近岸莫勒密地方低洼，立牌恐被沖沒”，中方負責立牌官員副都統福尼揚阿“恐距岸較遠，仍于莫勒密地方多立界牌一面，以為印證”，但后被“江水漲發沖沒”[3]211，亦未補立。他還指出，由于“俄方官員包辦一切，以及中方官員的無能，致使設立的界牌并不完全符合中俄《北京條約》的規定”，如沒有設立位于圖們江口左岸的“烏”字界牌，錯立了“土”字和“倭”字界牌;中俄東界的終點在圖們江口左岸，這里有一個本應設立而未設立的“烏”字界牌，“土”字界牌并不是中俄邊界終點的標志;興凱湖勘界會議簽訂的《中俄東界交界道路記文》相較于《北京條約》之規定15座界牌，少了7座[3]209。
2.中俄逃人問題。
邊界與逃人問題密切相關。逃人、通商、劃界問題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構成17、18世紀中俄關系的主要內容。“中俄兩國在訂立邊界條約以前，對毗鄰土地的控制權往往是通過對當地部族的控制取得的”，“因此，中俄兩國針對各自的逃人問題均采取針鋒相對、窮追不舍的態度”[4]。1667年清屬索倫部首領根特木爾率部眾五百人逃往俄國事件，引起雙方政府高度重視，也成為雅克薩戰爭和《尼布楚條約》簽訂的重要因素[5]。根特木爾事件促使清政府重新審視原有的東北邊疆政策，做出一系列改變，影響了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進程[6]。
此外，惠男利用滿文檔案及俄國駐北京傳教團的見聞資料，討論了1764-1780年間在新疆、蒙古和黑龍江等邊疆地區被清朝卡倫守衛所緝獲的俄羅斯逃人的命運，展現了自《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簽訂以來有關逃人遣返條款的執行情況[7]。金鑫利用《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考證了第一次雅克薩之戰后清軍所獲的各項人口、身份、數量、處置結果等問題[8]。劉亮、張海林從涉外法律角度探討了清朝交涉越境事件的法理依據、具體操作方式、實際效果等問題[9]。姚敏、王聰從移民視角討論了清前中期中俄俘虜、逃人問題[10]。
二、中俄西段邊界、邊疆及相關問題研究
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中蘇西段邊界涉及地域相當廣闊，而蘇聯解體之后，原中蘇邊界成為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四國的共同邊界，其中中俄共同邊界僅余54公里。與中俄東段邊界研究相比，近年來西段邊界研究成果相對分散。
三、中俄遣使及禮儀之爭
1.中俄遣使。
中俄遣使包括派遣臨時使節與駐外公使。在中俄互派公使之前，中俄雙方交涉主要通過遣使或俄國駐北京傳教團解決，清前期主要是俄國使節來華，中方只有兩次因準噶爾事務直接向俄國派遣使節。《恰克圖條約》簽訂之后的一百余年間，俄國駐北京傳教團實際履行俄國駐華非正式外交機構的職能，直至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后，俄國開始正式派遣駐華公使。1878年崇厚受命赴俄交涉伊犁事務，是首位中國駐俄公使。
關于早期中俄通使肇始于何時，迄今尚無定論，成為學界一樁懸案。不僅俄國學者對此爭論百余年，國內學者間也存在分歧。宿豐林討論了該問題[43]。郭蘊深以宿豐林的研究為基礎，對相關討論進行了梳理[44]。第一種說法是1567年俄國沙皇伊凡四世派遣伊·彼得羅夫和布·亞雷切夫首使北京說。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俄國著名歷史學家卡拉姆津，很長一段時間內該說在俄國影響甚廣。
但余繩武認為，“歷史上不曾有過所謂彼得羅夫和亞雷切夫使團，雖然歷史上確有其人，但他們從未到過北京”[45]。張維華、孫西指出并未在中文史料中尋找到彼得羅夫和亞雷切夫出使中國的證據，“看來此次使華的事件，不是事實有誤，就是這件事在中國未被記載下來，終致湮沒無聞”[46]12。第二種說法由當代學者米亞斯尼科夫提出，認為首次來華使團為1618年佩特林使團，他與另一位學者杰米多娃在檔案館發現了佩特林的使華報告，該說近年來在俄羅斯學界占有優勢�！渡扯砬秩A史》和《清前期中俄關系》兩書支持該觀點[47]。
四、晚清時期中俄外交政策
晚清時期的對俄政策，尤其聯俄政策，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蔡鴻生首次提及，19世紀70年代后，沙皇政府以賄買政策施用于中國，華俄道勝銀行理事、俄國駐華公使璞科第通過賄買白云觀高道士，搭上慈禧身邊的太監李蓮英，從而建立起一條“李、高、璞”秘密勾結通往清宮的內線，可見清廷內部的聯俄氛圍早已有之[58]216。陳開科、潘曉偉等學者，將中俄關系置于東北亞國際舞臺的大背景之中加以檢視。
晚清論文投稿刊物：《清史研究》曾用刊名：(清史研究通訊)1991年創刊，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學術性刊物(季刊)，是目前國內唯一研究清史的定期學術刊物，是全國清史研究者發表科研成果的共同園地，其辦刊宗旨是注重學術性、資料性、信息性，研究論文涉及清史理論、清代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民族、宗教、外交、人物、文化、學術思想、社會風俗、文獻調查、學術動態等。
陳開科認為:“皇太子東游與俄國外交戰略‘雙頭鷹’關注遠東的時機一致，再加上俄國‘東方派’的渲染，使尼古拉東游不可避免地成為俄國東方外交戰略向遠東傾斜的表征。”[65]他還討論了甲午戰爭前后，李鴻章與俄國駐華代辦拉德仁在天津五次會談，達成口頭“君子協定”，“從戰略上建構和協調了彼此的朝鮮政策，對維持甲午戰前東北亞局勢的相對穩定起了一定作用”[66]。
參考文獻：
[1]劉家磊.東北地區東段中俄邊界沿革及其界牌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2]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下冊[G].北京:中華書局，1979:1004.
[3]呂一燃.中國近代邊界史: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4]孫喆，王江.對1689-1727年中俄外交關系的考察[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1).
[5]蘇全有.十七八世紀中俄逃人問題述論[J].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3).
[6]闞凱.根特木爾逋逃事件與康熙年間中俄雙方的外交交涉[J].綏化學院學報，2012(6).
[7]惠男.俄羅斯逃人與18世紀后期的清朝邊疆[J].清史研究，2019(3).
作者：葉柏川，于白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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